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鯨落東北:長春迎來第二春?

作者:熊文明 任友善
發布時間
2020/08/26/ 13:59
來源
鈦禾產業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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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今長春面對的不僅是「鐵銹帶」的全球性難題,還有自己的地域困惑。走出東北的年輕人將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衰退比作「鯨落」,其中也寄寓著他們對家鄉美好的期望——「巨鯨落,萬物生」。

 

  作者 | 熊文明、任友善(實習)

  編輯 | 劉愛國

  數據支持 | 鈦禾產業研究院

 

  城市動能

  1956年7月13日,國產第一輛解放牌4噸載貨汽車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順利下線,結束了中國不能批量制造汽車的歷史。

  一汽的建成,帶動長春工業建設迅速發展,為整個東北老工業基地扎下堅實根基?!竼挝恢啤沟碾r形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孵育出來的,以此為特征的「吉林經驗」被復制到全國,成為中國獨有的企業組織形式,對整個國家經濟生活影響深遠。

  喝到單位制頭啖湯的長春,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交出令人矚目的成績單:

  1956年10月,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建成并通過了國家驗收,廠區面積超過150公頃,擁有工藝設備7552臺。廠區建有一座24000千瓦發電能力的熱電站、10座大型煤氣鍋爐、以及8套大型空氣壓縮機——原定四年建成的一汽,提前整整一年竣工投產,超額完成「一五計劃」目標。

  上世紀80年代,改革的春風撲面吹來,率先在市場經濟中弄潮逐浪的南方城市迅速發展,長春等老工業基地卻積重難返,曾經的「東北輝煌」成為國人揪心的「東北現象」。

  當年受惠多深,今日包袱就有多沉。如今長春面對的不僅是「鐵銹帶」的全球性難題,還有自己的地域困惑。走出東北的年輕人將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衰退比作「鯨落」,其中也寄寓著他們對家鄉美好的期望——「巨鯨落,萬物生」。

  這是百廢待興的意思,舊的秩序破碎,給新生事物騰挪空間。

 

  01

  計劃年代的「吉林經驗」

 

  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田毅鵬教授把單位制稱為中國有史以來規模最為巨大的「空間重組」,其中既包括地理空間的變化,也包括社會關系和社會控制體系的重構。

  計劃經濟年代的單位制在中國盛行,既有中國本土革命的經驗慣性,也有蘇聯因素的影響。

  東北解放初期,借助戰爭年代在根據地實行的「公家制」、「供給制」管理經驗,我黨逐步總結出一套接收和管理城市的方法;日后在如火如荼的工業建設中,又學習借鑒蘇聯「一長制」模式,將兩方面經驗同時引入到國有企業的管理之中,成為單位制的經驗基礎。

  需要承認的是,單位制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年代里,的確能夠激發出驚人的組織動員和保障能力。

  新中國建立伊始,百廢待興。在當時條件下籌劃建設一座現代化的汽車制造廠,配套的電力供應、鋼材供應、鐵路運輸等基礎條件都是不小的考驗?;谡址€定、毗鄰蘇聯等原因,長春最終被選定為中國第一座汽車制造廠的建設基地。

  確定了選址,緊接而來的是資金、技術、設備、人員等問題。而受限于當時的交通運輸、生活配套等條件,這些要素的集合和安排,都由單位里的「大家長」統一計劃調配。

  技術和設備由單位出面與蘇聯方面對接,人員則由單位派遣至斯大林汽車廠培訓,其中派出的共九批518名實習生,日后都成為了中國汽車工業領域的骨干人才,有的甚至成為國家領導人。

  為配合汽車生產,長春從1954年開始建立配套工廠,包括汽車修配廠、隨車工具廠、小五金廠、機械廠、電木廠等。這些如今我們稱之為「供應鏈」的配套體系,無一例外是在計劃指令下建成的。

  圍繞著汽車,這里已然形成了一座城中城?!敢晃逵媱潯蛊陂g,長春誕生了第一汽車制造廠、長春客車廠、長春機車廠、長春拖拉機廠。日后這座車城,相繼制造出新中國第一輛汽車、第一輛軌道客車、第一輛有軌電車、第一列地鐵列車、第一輛磁懸浮列車……

 

「一五計劃」前后長春工業總產值結構變化

「一五計劃」前后長春工業總產值結構變化

 

  伴隨一五計劃的超額完成,單位制這個在東北孵育出來的國有企業組織形態迅速復制推廣到全國。1953至1957年間,中央政府各部門直接管理的工業企業數大大增加,從最初的2800多個增長到9300多個。

  上世紀60年代中蘇交惡,大量東北企業遷往三線,單位制在大西南和大西北的高山大川里被繼續發揚光大,一個企業「經營」一座小鎮、甚至一座小城的情況比比皆是。

  依靠單位制為核心的「吉林經驗」,長春迎來了共和國工業史上的高光時刻,而曾經的榮耀和勛章,往往是人們最難割棄的情懷。

  上世紀80年代初,當改革春風吹來時,以「靈活」為基本特點的市場經濟在南方城市里悄悄生根發芽,然而在東北的黑土地上卻難以找到播種的土壤。除了地理位置不占優勢外,早已習慣將單位制作為生產要素配置方式的東北轉身困難,陷入尾大不掉、亦步亦趨的尷尬境地。

  1990年,黑龍江、遼寧和吉林工業增長率分別排名全國倒數第二、第四、第五。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與經濟增長掉隊并行交錯的,還有社會變革帶來的劇痛:單位制分崩離析、國企工人下崗、本地人才外流……

 

  02

  成也單位,衰也單位

 

  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里,單位制是落后的中國工業超英趕美的組織機器。生產指標靠國家指令性計劃、產品銷售靠商業部門收購、原材料靠物資部門供應、企業虧損靠財政補貼。國家通過單位管理個人,以確保物資、人員、時間實現高效率調配。

  在資源匱乏時期,動員能力極強的單位制發揮了巨大作用,中國以此培養出數以千萬計的工人,初步建成了自己的工業體系。然而這種集中資源辦企業,「企業辦社會」的生產要素調配方式,卻與后來的市場經濟格格不入。

  全能政府的下一級是「全能單位」。單位取代社區和街道,執行社會基層治理任務。生產和生活高度一體化,吃喝拉撒婚喪生子全部都由單位解決國企包辦。工廠大院里「除了火葬場,什么都有」,甚至兩口子鬧別扭,妻子第一時間尋求幫助的不是娘家人,而是單位。

  財經作家吳曉波在《激蕩三十年》中寫道:

  「那時的國營和集體企業都是一些可怕的龐然大物,很多大型國有工廠幾乎具備一切的社會功能?!?/p>

  單位制還代表著高度集體化、平均化、熟人化的社會生態。集體化和平均化的普遍結果是缺乏激勵、扼殺創新。而熟人化則帶來了另外一種社會風氣——辦什么事都要找人,「托關系解決問題」而不是「按規則解決問題」。

  1993年,北京大學路風教授曾在《中國單位體制的起源和形成》一文中寫道:

  「在單位體制下,個人首創精神、社會組織自治權和市場機制銷聲匿跡?!?/p>

  當工業生產、社會福利、基層社會治理三座大山壓諸其身,企業效益又跟不上時,單位已經不堪重負。與此同時,「社會和個人完全淹沒于單位之中」,所有市場要素封閉在單位內部,社會缺乏流動性。工廠里的崗位是可以繼承的,一家三代在一個工廠甚至沿襲同一個崗位的現象并不稀奇。

  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隨著國企改革深入進行,單位制逐漸淹沒于歷史大浪,但它對東北的影響始終不曾消弭。改革后的企業不僅是鐵飯碗沒了,更是一種生活方式的坍塌。正如網友在論壇里寫到:

  「這么多年沒少說廠里壞話,但機器真正停下的那一刻,心里舍不得。從此以后,我們就是沒單位的人了」。

 

  03

  巨鯨落下,長春能否迎來萬物生?

 

  從世界范圍來看,長春等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衰落并不是孤例,而是全球鋼鐵工業時代由盛轉衰的縮影。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歐美國家科技工業崛起,傳統重工業逐漸空心化,鋼鐵、汽車、化工主導的傳統工業區紛紛走向衰落。最初是美國五大湖一帶,后來逐漸延伸到美國底特律、德國魯爾區、法國洛林、倫敦伯明翰等地。這些代表第二次工業革命成就巔峰的老工業區,工廠被廢棄、機器布滿鐵銹,由此得名「鐵銹帶」(Rust Belt)。

  其中,德國魯爾區的轉型堪稱教科書式的范例——邁開科技、文旅兩條腿,將驅動發展的傳統工業換檔為信息技術、新材料、生物技術等新興工業,同時在老工業遺址基礎上發展工業旅游,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而底特律則基于傳統汽車工業留下的底子,開始押注智能駕駛、車聯網等前沿技術,朝著打造「下一個硅谷」的方向邁進。

  「鐵銹帶」的轉型有各自際遇和內生動力,值得關注的是他們的共性:將歷史包袱轉化為新一輪發展的基礎,以科技驅動,整合區域存量資源,構建多元化的產業體系。

  2017年,北大國發院院長、前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帶領團隊在吉林調研,用一年時間寫出《吉林報告》,建議吉林模仿臺灣的發展模式,彌補消費和輕工業的短板。報告出爐后引發全國大討論,其中不乏激烈批評的聲音。反對者認為,東北的癥結不在產業結構,而在體制和營商環境。

  同一年,前長安少帥、新任一汽董事長的徐留平,與一汽紅旗訂下三年之約——到2020年實現銷量10萬臺級,再造一個新紅旗!

  這個在當時國人眼里看來近乎天方夜譚的目標,卻被徐留平提前一年實現。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統計,紅旗品牌年銷量從2017年的4702輛增長到2019年的100166輛,三年復合增長率達到177%。在汽車市場一片蕭瑟的大環境下,紅旗卻逆勢創造了月銷售過萬的奇跡。而在徐留平上任的前三年,紅旗平均年銷量不足5000臺。

  月銷售過萬意味著紅旗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圖騰,而走進大眾生活,成為具有市場屬性的商品。人們在社交平臺上感慨:

  「紅旗這個沒落大哥,終于肯放下架子支攤做生意了?!?/p>

  與紅旗銷量暴漲同樣備受關注的是徐留平改革引發的諸多爭議,他主導的一汽改革,揮刀而向的恰恰是單位制遺留產物。例如全員「起立」,萬人重新競聘上崗;例如打破原來封閉的供應商體系,壓低價格;例如親手把紅旗拉下高臺,讓它充分參與市場競爭……

  這些改革帶來了紅旗的重生,也觸動了相當一部分「老一汽人」的利益。

  單位制消弭的前提在于社區治理職能的健全與發展,讓生產的歸生產,社區的歸社區。一汽等老國企敢于大刀闊斧清除單位制殘留束縛的底氣,來源于長春政府不斷推動的社區治理能力建設。

  2005年,前長春市市長祝業精曾在一篇內參文章中寫道:

  「社區建設基礎平臺的建成,極大的強化了城市基層的承載能力,為我們轉變政府職能、加快國企轉制、降低社會風險、解決社會問題、構建和諧長春提供了有利條件?!?/p>

  今年7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考察長春,先后去到長山花園社區黨群服務中心,了解基層社會治理情況,并考察了依托社區而建的吉林長春社區干部學院。

  同時松綁的還有長春的營商環境。政務環境改善、辦事流程優化帶來的新風氣是「辦事不求人、規則無偏見、投資有商機」。

  當傳統單位制時代單一的市場模態被打破,如今的長春已經開始逐步形成開放和多元化的現代企業生態。2018年,長春市新認定國家高新技術企業387戶、科技型「小巨人」企業316戶,創歷年新高;納入「全國科技型中小企業信息庫」的科技型中小企業達600戶。

  鯨落之后的長春,已經初步顯現萬物新生的跡象。

 

  04

  新「單位制」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長春等老工業城市的傳統國企在拼命甩掉單位制包袱之時,南方的一些民營企業卻仿佛有重回「單位制」的跡象。

  經濟衰退帶來的人才流失,是如今長春等東北老工業城市不得不面對的問題。而在計劃經濟年代,吃慣了社會主義大鍋飯的單位人,卻是想趕也趕不走的。

  傳統單位制的生活場景是這樣的:冷了去職工澡堂,熱了去領冰棍;過節了單位發豬肉,無聊了廠里放電影;孩子讀書去子弟學校,看病拿藥去職工醫院;干了幾十年退休后,子女可以繼承職位;哪天駕鶴西去,單位還得派幾個人幫著料理后事。

  在一汽最輝煌的年代里,工廠大院里的人幾乎個個走路帶風,住在蘇式建筑里的家屬院里,「廠內女不嫁廠外郎」,讓普通市民頗為羨慕。老一輩東北人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

  「賺一個億都不如在體制內有個工作」。

  這個「無所不能」的組織帶給員工的自豪感和歸屬感,是如今世界500強企業也難以望其項背的。

  或許正是這種「大集體」的生活方式,也給了如今許多民營企業啟發,他們開始算起了另一筆賬:如何更加經濟的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例如通過給員工提供全方位的生活便利,以最大限度提高員工的工作效率。

  有實力的企業開始自己「辦社會」。例如杭州阿里巴巴和網易、深圳的騰訊和華為等——高規格的餐廳、健身房、電影院、咖啡館、員工宿舍只是基本配置,不少企業已經將對員工的「關愛」從個人延伸至家庭,甚至包括家庭醫療和子女教育等。

  這種新型「小社會」以華為的松山湖小鎮最為亮眼,這座仿照歐洲小鎮傍湖而建的超大型園區,集工作、生活、休閑、娛樂為一體,園內小火車免費接駁,華麗程度碾壓絕大多數主題公園。

  分布于小鎮內的中西餐廳、咖啡廳,以較為優惠的價格租賃給離退休員工或員工家屬,由他們按市場化方式經營,自負虧盈。當然,也有其它企業采取補貼方式,由公司自建餐飲區,免費或低價為員工提供各類餐食,例如號稱「一日五餐」的網易等。

  不過相對餐飲,更大的福利體現在住宿上。早在2012年,華為就在深圳總部附近建設員工保障性住房,以不到市場價1/2的價格出租給員工。小米則在金山軟件海新園區為員工提供海景房宿舍。格力鐵娘子董明珠不止一次表示,要掏錢讓每一位格力員工享受兩室一廳的待遇。而劉強東在宿遷發火的視頻更是曾經火遍全網:

  「不僅要讓快遞員的收入比縣長高,還必須要讓兄弟們都能住上高級單人公寓,子女就讀宿遷最好的學校?!?/p>

  但畢竟不是每一家企業都有這樣的財力。另一種更為常見的情況則是由政府和社會資本共同投入,打造各類設施配套齊全的產業園區、產業新城,以吸引潛力公司入駐。這種情況在沿海經濟發達城市里已經屢見不鮮。

  提供優渥的福利,改善員工生產和生活條件,「單位制」正在經濟結構演化的另外一端被重新拾起并煥發生機。

  與70年前由國企大包大攬的糊涂賬不同,「新單位制」歸根到底還是一筆經濟賬,二者的本質差別在于對生產要素的調配方式,前者是計劃高于市場,后者是市場高于計劃。

 

兩個不同時代的社會管理結構

兩個不同時代的社會管理結構

 

  1944年,卡爾·波蘭尼的著作《大轉型》,分析了市場經濟與社會系統之間「嵌」和「脫」的微妙關系???middot;波蘭尼認為,在19世紀之前的前資本主義階段,市場、經濟只是社會系統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它們是「嵌入」于整體社會關系之中的。但自19世紀以后,隨著自發調節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長期穩定的社會結構逐漸被打破,「脫嵌」的市場開始逐漸脫離乃至凌駕于社會之上——市場由「嵌」到「脫」的過程,也是市場、市場經濟、市場社會的演化過程。

  翻譯成中國當下的語言,就是「不破不立」:打破「大亂燉」的鐵鍋,讓一切配置之手回歸本位——市場的歸市場、社會的歸社會、政府的歸政府。

 

  參考文獻:

  [1] 路風《單位: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形式》,1989

  [2] 田毅鵬《「典型單位制」的起源和形成》,2007

  [3] 任保平《衰退工業區的產業重建與政策選擇:德國魯爾區的案例》,2007

  [4] 洪向華\石建國《「一五」計劃:新中國工業化的奠基之作》,2019

  [5] 劉亦師《近代長春城市發展歷史研究》,2006

  [6] 范恒光《「長子」的榮光與艱難》,2018

  [7] 《長春市志·總志》,2000

  [8] 唐天正《長春市社會工作發展十年報告(2006-2016)》,2017

  [9] 吳曉波《激蕩三十年》,2007

  [10] 宋楠《「人事即政治\梳理供應商\重塑紅旗品牌」徐留平的三板斧》,2018

  [11] 長春日報《科技創新引領長春市民企高質量發展》,2018

  [12] 地球知識局《美國東北老工業重鎮,正在復活》,2019

  [13] 卡爾·波蘭尼《大轉折》,1944

 

 

責任編輯:Rach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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